第三届同济青年论坛 | 邓楚涵：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安全感，我们只能直面所有的不安全感

生活中时常有“不安全感”真的是件坏事吗？外人眼中的邓楚涵是完美男神学霸的代表，他却也饱受“不安全感”的困扰，一起来看下他是如何面对学习、生活、工作中无处不在的“不安全感”的吧~

大家好，我是土木学院09级的本科毕业生，我叫邓楚涵，非常高兴能够参加2018年全球校友大会，但是此刻，说真的，我特别惶恐，因为要在造就的平台上聊“亲历时代”，对于一个虽然“亲历”了时代、但是没有被时代“造就”的学生来说，我现在非常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安全感”这个话题。

目标降级：不安全感源于梦想败给日常

我没有安全感这件事儿，其实也不是现在才有，从九年前、刚到同济那一刻起，我就没有安全感，因为我来自一个西部小县城，贵州瓮安，我的家乡没有高楼，没有地铁，没有电影院，没有星巴克，所以我刚到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的时候，心里就特别没底，到了同济之后，难免有些自卑，都不敢和同学聊天，因为我怕聊着聊着，别人说到什么新鲜玩意，我不知道，那多丢人呐。

时间很快，没有安全感的我迎来了第一个学期的期末考试。当时流行一个词，叫“小五哥”，就是门门课都是90分以上的学霸，那会我们特别单纯，从来不追星，只追小五哥！那我当然就想当“小五哥”，赚点安全感啦！因为我想小地方来的没关系，只有成绩好了，心里就有底了，也就有安全感了。所以，面对第一次期末考试，我提前三个月就开始复习，国庆后我就开始复习，每天早上8点准时进图书馆，晚上10点才回宿舍，那会图书馆的大爷和我老熟了，大爷觉得我认真刻苦，肯定会是个大学霸，不过事实证明大爷心地虽好，但眼光实在不咋地，因为我复习了整整三个月，最后只考了3.6，而我室友复习一周，最后考了4.8，我当时更没安全感了，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个地方。

之后我沉沦了一个月，悟出了一个道理：调整不了能力，那就调整心态，做不了“小五哥”，那我就把目标降一降，保证别挂科，毕竟，人总不能和自己过不去。坦白说，虽然最后四年都没挂科，但在毕业的时候，成绩上的目标降级给了我巨大的不安全感，因为心有不甘，觉得大家进来的时候都差不多，怎么我的目标就越来越低。

第一个学期过后，我痛定思痛，我就琢磨东边不亮西边亮，既然考试不行，那我就去搞科研，尽早起步，多发论文，等SCI一出来，肯定安全感爆棚。我当天下午就去了桥梁系，找了一位硕士师兄的导师，软磨硬泡求他带我做科研，老师也是好人一生平安，就安排我每周末去长宁区的中科院微系统所做材料实验，我就兴致勃勃地去了。当时的实验条件很恶劣，夏天没空调，冬天没暖气，一组实验就要持续20个小时，每个小时还得记录一次数据，所以每次做实验，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煎熬，不过一想到，实验做完就能发SCI期刊论文，我立马就有劲儿了。我就在实验室里做啊做、做了半年，结果没有一组数据完整达到老师和我的要求，最后只好拿着一般般的成果，发了篇EI会议。之后我去给项目老师抱怨：“老师，咱们最初的目标是SCI期刊，现在就发了个EI会议，虽然说勉强着也结了题，但这种目标降级真的给了我巨大的不安全感，我是不是不适合做科研？”老师当时看透一切地对我说：“楚涵，刚开始做科研，没有安全感很正常，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咬牙坚持，读到博士就好了。”

于是，我怀着对老师的信任，真的去读了博士。刚到剑桥第二天，我听说不远处的实验室出了29个诺贝尔奖，我就被迷了心窍，我寻思着指不定自己运气好点，是不是也能捞个诺贝尔奖。开学第一周，我去导师的三一学院和导师确定了研究课题后，我觉得拿诺奖的机会更大了，因为有这么好的课题，这么好的老师，这么好的设备，还有这么多科研经费，我要不拿奖，说不过去啊。出了三一学院后，我带着拿奖的憧憬走着走着，就走到了国王学院，看到了徐志摩笔下《再别康桥》的美景：“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于是啊我就在康河的柔波里荡漾了几年，最后变成了一颗水草。

不瞒大家，我现在的目标是毕业就好，因为实验室的师兄师姐们做五六组实验，就能顺利毕业，可我前天离开英国，刚做完第十七组实验，毕业还早着呢。我导师不止一次暗示我，希望我能多交点学费，因为做我导师，不仅费心，而且费钱，主要是费钱。所以，我不得不把目标降级，从诺贝尔奖到顺利毕业，但是这种降级并没有给我安全感，反倒让我觉得更不安全，因为我觉得自己离最初的梦想越来越远。

坦白说，我不是一个人，我认识的大多数博士生都经历了这样的目标降级——博士一年级大家的梦想都是拿诺贝尔奖，博士二年级发现能颠覆传统理论就很牛了，博士三年级就实在多了，赶紧想法子发篇顶级期刊，等到博士四年级，哎呀，能毕业就好。有一天，我导师突然问我，现在还挂念着诺贝尔奖不？我赶紧说，不敢不敢，当年too young too simple。他笑了，我又接着问他，那您是不是觉得我堕落了？他特别认真地对我说了两句话：

“There is only one Newton in the world, just catch your own apple. ” 一下子，我豁然开朗，目标降级不是堕落，反而是进步，因为只有把自己看得更清楚了，才会更准确地去设置目标。

“Feeling insecure is part of the PhD process, just progress withinsecurity.”这两句话不仅在科研上给了我很大的勇气，也在生命的旅程里给了我莫大的信心，既然不安全感是科研上、是生命里的必经之路，那我就带着它赶紧上路，毕竟上路才意味着一切。

跨界危机：从“聚焦”到“发散”

其实，除了在专业上因为目标降级没有安全感之外，我在别的地方、别的事情上也没有安全感，比如我的跨界工作。刚到剑桥，我就被召唤回国，在中央电视台CCTV1录制一档全新的科学节目《加油！向未来》，我在里面的角色是“未来博士”，也就是科学解题人，简单地说，这个节目就是主持人小撒出题，明星答题，我来解题。那是我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的跨界工作，拿到剧本的那一刻，我心里就觉得，妥了，小菜一碟，因为所有的实验都只涉及到高中的物理化学知识。我都读到博士了，这还搞不定吗？

结果第一天录制，我的问题就一个接一个。录制前，我去和主持人小撒认识认识、熟悉熟悉，说实话，我真是小撒的粉丝，因为小时候，我爸特别爱看《今日说法》，我抢遥控器，抢不过我爸，没办法，只能被逼着看，结果看着看着，还真就路转粉了。所以当天一见到撒老师，我就赶紧追星啊：“撒老师你好，我叫楚涵，我小时候好喜欢你，我是看你节目长大的！”结果他一句话没说，边上的人也都一句话没说，我当时还觉得那个圈子的人挺高冷的。然后就开始录节目了，撒老师自从离开《今日说法》之后，就放飞了自我，再加上估计他是要给我点“颜色”看看，所以他抛给我的话，十句有九句我都接不住，几个来回，我觉得特别尴尬，显得我像个傻子不说，还总把录制的节奏打乱。那一期来答题的嘉宾是钢琴家郎朗和魔术师刘谦，他俩不仅手灵活，脑子也灵活，总是套我话，好几次我还没反应过来，他们就把答案套走了。我当时特别紧张，不过倒不是因为他们是大明星、我怕，而是因为自己跨到一个新的界面里，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或者说该怎么做才对，反正脸上就俩大字——“紧张”。

中场休息的时候，导演对我说：“楚涵，别紧张啊，嘴上功夫你不如他们，但科学原理是你的强项啊！这是一档科学节目，你作为科学解题人，妥妥的C位呀，怕啥？”半小时后，录制继续，我雄赳赳气昂昂地又上了台，准备解释科学原理，结果我一开口，导演就喊停：“楚涵，看镜头啊！你看哪儿呀？”吓得我赶紧找镜头，然后重说，刚说完两句，导演又喊停：“楚涵，站稳了说，你别晃悠啊！”我又赶紧绷住，深吸了一口气，重头再来，说了两句，我突然就不出声了，全场安静十秒钟后，导演弱弱地问：“楚涵，你又咋啦？”我半天才憋出话：“那个，导演，我紧张，讲错了。”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期节目从中午12点录到第二天凌晨4点，导演、主持人、嘉宾、工作人员和现场观众全都心力交瘁，我自己也精疲力尽。回到房间，我特别难受，有自责，也有委屈，但最强烈的感受还是没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来自于跨界，我一个每天画弯矩图的人，这会上台去表演，能有安全感吗？

第二天，我去找领导，开门见山直接就说，我不录了，他问怎么了？我说我没有安全感。他一脸迷惑地看着我。我说“我没有安全感，因为这界，跨得有点大了，我真的不行，我得走。”他又问是谁给我不安全感。我告诉他：“我不是针对谁，我是指在场的所有人，都给我不安全感。还有，我不是特别明白贵圈这种聊天方式，我真的得走。”领导很聪明、也很果断，他对我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你又不是不安全，你只是有不安全感而已，这两个东西可不一样。不安全当然会让你失败，但不安全感会让你成功。当然，要不要继续，你自己说了算。”最后，我当然是选择继续，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我当时就听明白了他的话，而是我觉得，我要是就这么走了，那也太丢人了，所以我忍着巨大的不安全感，继续跨界工作。领导也特别好，为我请了表演老师开小灶，我自己也强迫自己豁出去，就这样，一豁就豁了二十多集。坦白说，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开的小灶越多，录的节目越多，我就越没安全感，我把这种感受称为 “跨界危机”。

后来，我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邀请做“科普中国形象大使”，紧接着的科普工作就越来越多，心里的不安全感也越来越大。虽然科研、科普都姓科，但其实差别挺大的，科研讲究深度，科普强调广度，所以会涉及不同专业的知识，也许早上还在说DNA双螺旋结构，晚上就去聊核聚变了。可每次只要一走出我的专业领域，我就特别没有安全感，因为我怕自己不专业，甚至说错，之后我就在这种不安全感里呆了两年。直到有一天，我再次遇到节目领导，聊起科普工作，他又重提这句话“不安全当然会让你失败，但不安全感会让你成功。要不要继续给科协做形象大使，你自己说了算。”

其实不仅是我自己，我相信所有正在跨界的朋友，都免不了会经历这种“跨界危机”，离开自己的地界，去一个新的地方，人生地不熟，当然会觉得不安全。但是话说回来，跨界不就是为了开辟一片新的天地，解锁一个新的自己吗？既然是新的天地，那注定就会有不安全感，既然注定有不安全感，那索性就做一个勇士，直面这种不安全感。

责任升级：直面不安全感

从我的专业说到“目标降级”，又从我的工作说到“跨界危机”，但其实这些都并不是我最大的不安全感的来源，最让我没有安全感的是公益。我以前从来不认为我会做公益，因为我打心底觉得，公益是马云和王思聪他们的事情，如果非要说我和公益有什么关系的话，那我觉得我可以成为被公益的对象，24小时欢迎优秀的校友企业家们资助。这个想法在我脑海里坚定了26年，直到去年我加入爱眼公益基金会，做了基金会的形象大使，这个想法就改变了。

一年多以来，我们一起去救助贫困眼病儿童，一起去盲人学校筛查，一起去高校科普爱眼护眼知识，一起去边远山区义诊，一切都很顺利。在这个大数据的时代，所有人都会关注体量，所以当我看到我们的成果时，坦白说，我非常高兴，甚至是非常骄傲，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可以和一个组织一起去做一些好事。在这个过程中，我从来没有把不安全感和公益想到一块，直到今年6月，一件事情让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公益有可能成为我生命里的一颗“定时炸弹”。

今年六月，基金会的同事听说在我的家乡贵州，有一位家境贫寒、无人赡养的86岁的孤寡老人，她因为患有严重的白内障，几乎失明，所以自己没法生活，前几天饿得不行，摸着做饭，结果引起了火灾。一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立即找到这位老人，希望帮助她恢复光明。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我完成我的工作后，就回英国了。直到手术前一天，我接到父亲的电话，他在电话那头严厉地质问我：“你做公益，我支持你；你要捐钱捐物、奔走呐喊，我也支持你，可你现在张罗着，要给86岁的高龄老人做手术，我就问你一句，万一出什么问题，谁担责？你别告诉我你担责，你担得起责吗？”

坦白说，我做了一年的公益，那一刻，我第一次有了不安全感，准确地说，是巨大的不安全感。我突然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父亲没说错，这要有个万一，还真就收不了场了，那今天我就不是“没被时代造就”这么简单了，估计得被时代消灭。

我挂了电话，有点慌了，就坐在阳台上拼命想，从日落想到半夜，都没想明白现在该怎么办。我们已经把老人接到医院里住着了，这要不给做手术，怎么给人交代？就这样，我失眠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我就打电话给手术医生，特别急地问他：“您务必告诉我一个实话，86岁的老人做白内障手术，有没有风险？”我当时很急，所以说话也失了分寸，医生略不高兴地直接反问我：“啥手术没风险？别说白内障，就算割个双眼皮儿，那也不能就说零风险，是不？”本来我还有一些底气，但医生这么一说，我彻底慌了，可这会又不能毫无理由就说不做手术了，所以我赶紧请医生再做一次检查和评估。挂了电话之后，我立马在网上查老人白内障手术的信息，还微信问了所有我认识的医生、护士，甚至连学医的本科生我都问了。因为在这件事情上，我太怕了。过了半个小时，医生回我电话了，说问题不大，可以做手术。手术花了半小时，那半小时，我远在10000公里外的剑桥，隔了7个小时的时差，但我觉得我就在手术室门口，大气都不敢出。坦白说，我奶奶也患过白内障，当年她做手术的时候，我都没这么紧张。万幸，手术很顺利，我舒了一口气。

这事过后，我觉得公益好像越来越给我不安全感，似乎我参与多帮一个人，不安全感就多一分，这就和大家在马路上扶老人是一个道理，本质就是因为责任又多了一分，所以我把这种状态称为“责任升级”。责任感和安全感的关系，就好像白天和黑夜，此消彼长，永不相交，你永远无法在担负更多责任的同时，承担更少的不安全感，所以我决定公益暂停。

直到有一天，我妈妈知道我暂时不做公益了，她问我为什么。我反问她：“您过马路，见一老人摔倒，敢扶么？”我妈特别爽快地说“不敢！”我说那不得了，我也一样啊。她笑着对我说：“你不一样。你帮100个人，如果99个人恢复光明了，那是大好事。但如果在其中一个人身上出现了不高兴的事情，甚至说发生了某些‘意外’，你别怕啊，同济大学不是有法学院吗？他们会给你提供法律支持啊！”我想了想这话，没毛病，然后继续公益。

和“目标降级”、“跨界危机”一样，“责任升级”也总是给我带来不安全感，所以我一直在想，怎么才能找到安全感？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一本书，书里有一句话，给了我答案。

“Life is a dangerous thing, insecurity is the price of living.”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瞬间醍醐灌顶。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安全感”，我们只能像个勇士，直面所有的不安全感，然后咬牙上路，这就意味着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