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病毒揭露了西方社会深处的等级结构
杨光：尊敬的莫兰教授，您两年前作为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主席在北京主持了世界哲学大会，给中国哲学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疫情期间，您在波士顿学院组织师生线上上课，同时也和许多哲学家一样对新冠病毒和疫情所引发的危机做出了哲学上的反思。2020年注定会成为历史的节点，很荣幸有机会在“光明国际论坛对话”与您一起从哲学的角度讨论新冠病毒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
新冠病毒是一种处于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半生命体，存活在宿主的活细胞中。它可以跨越物种传播，还可以自我繁殖复制，并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变异。它还能潜伏在宿主体内，隐而不发，这样就很难确定其实体性的存在。这些特征决定了传统的本体论术语很难抓到其本质。新冠病毒作为一个复杂多变的病理现象，如何为其进行本体论定位？病毒本身作为一种特殊的边界生命现象，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莫兰：确实，新冠病毒以及应对病毒是个十分复杂的现象。我是个现象学哲学家，顾名思义，现象学是有关现象的科学，是研究显现给我们的事物和事件，以及它们的显现方式。这就意味着，现象学研究一个主题时，是要理解它作为一个整体对于我们的意义和重要性。以一种整体主义的方式看待病毒现象，现象学可以向我们展示这次大规模流行病有关人性的面向，而这在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个科学、医学或者是经济和社会学问题，病毒入侵也改变了我们在世界中的生活方式，即我们现象学所说的“生活世界”。
疫情暴发以来，国际科学界一直在从不同角度研究新冠病毒，关于它的物理构成、传播方式以及人体所体现的症状，我们已经知道的很多了，但还有很多是未知的。要想对病毒在科学上进行总体的把握，就需要科学家们在全球范围进行合作，分享他们的数据库和技术。
从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立场出发，很难理解病毒到底是什么。它确实是活的生命体和无生命的物质之间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依赖生物科学来决定病毒的“本质”。如果没有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特殊知识结构，没有显微镜等仪器，我们根本无处知晓任何肉眼不可见的病毒的存在，我们经历的不过是其结果。
杨光：病毒基因序列的变化实际上是一种结构性的改变，所以与其预设病毒在变幻的表象后面有一个不变的本质和实体，然后追问其是什么，不如从对其结构变化的分析入手，分辨病毒的种类和不同的显现和传播方式。
莫兰：病毒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生命体，因为它唯一的功能就是复制自己的基因组，为此它需要一个宿主细胞。这样看来，病毒像一种寄生虫，是在宿主中活动的微小颗粒，没有宿主它就不能移动和复制。科学家认为病毒的自身传播是机械的，这个意义上像一种计算机病毒。
这里的问题是，本是生物界的疾病入侵到人类的生活世界。这次的大规模流行病或许与对自然环境的毁坏有关，所以我们要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这里我们要听取专家的意见，哲学要向科学学习，但同时科学也要借鉴哲学，考虑到疾病更广泛的社会和伦理含义。我们既无法肉眼看到病毒，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不到指导我们人类行为的价值和规范，包括我们对科学知识的渴求。科学家可以谈病毒，哲学家可以讨论生活世界的价值和整体语境。
杨光：新冠病毒的携带者可以是无症状感染者，或者在一段病毒潜伏期后出现症状，而且经常容易与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症状混淆，其毒性还可发生变异，来适应外在的生存环境。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它不是直接地、如其所是地显现自身的“现象”。病毒的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疫情严重时，人们的恐惧和焦虑无处不在，并且迅速蔓延。
请您从哲学，尤其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显学，即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角度描述新冠病毒及其影响。
莫兰：病毒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实体，而且是一个活跃在不同层次上的整体现象，并能揭示出我们价值系统的运作。但这里，我们不该运用太多的现象学概念和术语，因为它们在揭示现象的同时，有时也会起到遮蔽作用。但二十世纪的伟大哲人海德格尔所揭示的人类存在的“共在”（与他人一起存在）特征是值得讨论的，例如不同的共同体和社团如何被新冠病毒所影响等问题。
首先要指出，病毒揭露了我们西方自以为先进的社会是如何对待老年人的。疫情让那些脆弱和容易感染的人暴露在外，这告诉我们，照顾老年人的社会体系需要从根本上进行改变。青年人好像不容易感染，于是经常有年轻人轻率而随便地大规模聚集。年轻人与长辈，祖父母与他们孙子辈之间可能会产生裂痕。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的习俗，如人与人之间问候时的握手和亲吻，不得不被放弃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病毒猖獗的大城市让人们向往乡下生活，但现在美国乡村的病毒也在扩散，所以旧的城市与农村的区分已经不再成立。尽管病毒是盲目的，它并不知道传染的是谁，但可以确定的是一些处于劣势的族群受影响的比例过高，出现了大量的重病病例和死亡。而中产阶级因为有单独的居住环境，可以更好地实现隔离。病毒揭露了我们社会深处的阶级等级结构。尤其是在英美，社会和政治层面的讨论集中在不同的社区经历疫情的不平等方式，少数族裔染病的比例过高。这可以找出很多原因，包括系统性的种族歧视。那些少数族群往往居住条件差，工作环境不安全。在十九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意识到新兴科技能减轻工人在机械工厂里劳动的辛苦，但惊讶于工人们的异化——他们对生产过程和利润的参与和分享其实是缺失的。今天，让我们感到震撼的是外来工人的工作条件和我们城市里许多边缘人群聚集居住地区的条件。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冠病毒召唤一种普遍的伦理意义上的回应，如提供舒适的住房、干净的空气、纯净的饮用水、安全的交通系统等。我们要重新想象城市生活。
2、疫情让我们更加珍惜公共空间
杨光：病毒狡猾多变还可以迅速传播、蔓延，而科学家和病理学家们的应急反应好像总是慢半拍，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导致了人们对科学的怀疑。其实在世界历史上出现过的几次大瘟疫面前，专业的医学知识也经常束手无策。大面积的流行病菌与整体性的生态、自然环境的变化是相关的，这就要求一种覆盖面更广、涵盖众多维度的学科来应对。除了自然科学，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参与，形成一种宏大的、综合性的生命科学和生命政治学。
我认为主导现代社会发展的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在重大自然灾害和瘟疫面前要自我反省，自然科学和现代科技要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脆弱，才能与其他学科一起应对危机。新冠病毒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命体，可以被医疗措施控制、预防，但科技手段某种意义上也需要大自然的协助和配合。中国传统的道家哲学和古希腊的医学都强调过生命中自然的向度。所以，与其说是战胜病毒，不如说是人力与自然的力量共同作用，才能让我们首先学会与病毒共处，适应可能的疫情常态化，最后度过这场危机。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我们对待技术和自然的态度。
莫兰：在技术面前没有回头路，战胜病毒的主要方式是通过进步的科技来研发疫苗和其他可能的治疗方法。这次新冠病毒与最近几次出现的其他病毒相似，都来自动物界，尤其当物种界限被跨越的时候。我们需要新的环境措施来保证野生动物与人类之间的界限。当然，地方性的治疗方法被科学测试和验证后也是有效的，但我们不能退回到迷信。当代的科学有自己的验证标准，例如双重随机测试等，当然这也可能被其他恶意的力量所阻碍和扭曲。历史上没有免受任何疾病影响的黄金年代，而最好的医学知识总是接近科学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放弃传统智慧，因为它是人类数千年的经验和创造性的结果，例如传统的中医。作为普遍性的科学，西方科学的方法论程序严谨而精确，但也可能有些狭隘，所以我建议，对其他医学传统和实践要在用现代科学方法严格检验的同时保持开放性。传统医药多是来自植物，所以我们更要维护生物界，因为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医疗植物。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为雨林的消失而焦虑。
杨光：疫情期间的隔离、封闭、保持社交距离等措施改变了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感受和体验。我们在世界上生存的一个根本倾向就是与他人共在，发生接触，并进而缩短距离和破除陌生感，而隔离正是相反的倾向。我们平时习以为常的共在和亲密在这种缺失的状态中反而显得弥足珍贵。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习以为常的现代生活节奏被放慢，流动性被缩减，生活空间被缩小，这强迫我们去适应浓缩了的时空和其相应的生活方式，关注平时忽视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鲁滨孙·克鲁索在荒岛上的经历可以理解为被迫放弃社会性后，通过面对孤独的自己形成对世界新的理解的过程。
互联网可以让我们“不出户，知天下”，通过社交媒体，在虚拟的空间中保持社会活动和他人的关联。经历过这种特殊的时空体验，我们才会理解，正常的时空观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才会意识到，有些物理上的距离可以用虚拟的方式来克服，而另一些与空间有关的、肉身化的现场经验则不能完全被替代。
莫兰：学者们十分在意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他们喜欢独自在书房里工作，所以自然就擅长保持社交距离，并会充分利用隔离的时间。然而，大多数人在隔离时会觉得是在梦中，丧失了时间感。这样，建立和保持严格的作息规律成了管理时间的重要方法。空间缩小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地方，反而让我们更加珍惜公共空间。
3、后疫情时代，知识的传播应更加包容
杨光：在疫情严重时期的紧急状态下，各个国家采取的特殊防范措施虽然打破了正常的社会秩序，限制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些自由，但是为了整体的利益是必要的。我们保持社交距离和相互隔离，在社会整体层面恰恰是一种团结和互相尊重的表现。所以，社会正义和个体自由不应该完全是矛盾的关系，要把握好这种张力中的度。东方儒家文化圈的一些国家所采取的紧急措施，在实行方面要明显好于西方。人们会问，在后疫情时代，人类社会能否回归之前的正常状态？还是疫情期间的“例外状态”会成为新常态？可以预见的是，在后疫情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以及接触外界事物的方式都会发生改变。
莫兰：疫情期间所谓的“全面动员”的状态会有限制个人自由及与他人交往的危险，而且一旦采取了一些措施就很难撤销。所以，公共生活中的限制措施应有时间限制。在某些方面，现代生活中个人被给予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无论社会的发展多么乐观，我们都要保持警惕，因为社会的平衡可能是暂时的，能从根本上被中断。这就是我们要保护人类生存的基本原则的原因。
杨光：病毒的全球性扩散与国际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关系密切，自然界的蝴蝶效应在这里好像扩展到了社会层面。然而，由此就否定全球化则是目光短浅，而且实际上也是不可行的。世界经济和文化在过去30多年来，在许多方面已经在全球化的潮流中生长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一性的身份认同与他者差异性的交织和融合，这背后确实有着普遍主义的逻辑在支撑。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体系、概念和思想都是普适的，例如西医作为自然科学的代表就有其局限性，而中医则在这次疫情的控制中发挥了很多作用。我们要意识到，所谓的普遍适用的价值也是特定文化的产物，例如几何学源自古希腊。承认“普遍性”的局限并不是否认其有效性，转而追求狭隘的地方主义，而是要认清普遍性的思想和价值的有限效用范围，不是盲目地推行抽象的普遍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暂时受阻也可以成为一次转变的机遇。一方面，掩埋了文化多元性的整齐划一的倾向是不可取的，如在工业生产、文化传播与消费方面完全的标准化和一体化；但同时，过分强调某种文化的优先性则会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引发国家和民族间的矛盾。所以，在这次疫情面前，全球化也要重新调整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您如何看待疫情期间出现的逆全球化和保守、隔离主义的思潮？
莫兰：看到反科学运动的兴起、反对戴口罩和隔离措施的抗议游行，令人十分震惊。还有人推销假药以及各种疯狂的阴谋论，好像在中世纪一样。我个人认同苏格拉底的观点：邪恶是无知的产物。因此需要更多关于健康、卫生和彼此尊重的公共教育。这里的“黄金法则”一直都是己所欲者，亦施于人。
所有伟大的哲学都提倡普遍主义。对于马克思而言，全世界的工人都要联合起来。苏格拉底不是雅典或希腊的公民，而是世界公民。各大宗教表达的都是痛苦、同情、无私、爱、彼此关爱等普遍人性。欧洲启蒙运动宣告了人类普遍的权利。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开宗明义地说，人本性上都渴求知识。哲学家想要在人性中找到普遍性的东西。我是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主席，这就是一个各种国家、地区的哲学社团的国际联盟，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主要目的就是促进全世界的哲学发展。
当然，具体的科学实践会被地区性的冲突所困扰。各个国家有自己的科学和研究机构，如各国的科学院。但目前也成立了国际性的科学院。对启蒙运动的主要批判是它的普遍性还不够，因为它排除了女人和奴隶，而且并不是所有人的等级都是平等的。但对以往片面的普遍主义的批判不应该视为简单地回到特殊性，而是应该追求无处不在的真正普遍性。
知识的传播应该是更包容的，向所有人开放。普遍的接种疫苗也是如此。一个存在争论的话题就是是否所有人都可以分享成功有效的疫苗。在出版界有过类似的举措，来开放资源，共享科学研究成果。如果国际科学和政治团体能够合作研发疫苗，这将是一个勇气可嘉的行为。
4、在危机中打破界限，建立命运的共同体
杨光：危机这个词在古希腊语里有动词形式，意思是画出界限、做决定，名词可以指疾病的转折点。这次疫情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在社会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势必会成为二战以来划分世界历史转向的一个节点。这场危机可以让我们以一种新的、陌生的视角来审视我们生活的社会和自然环境。疫情引发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危机，哲学家被抛在这个事件的发生和历史的转折之中，某种意义上也面临了一场生存危机，也要反省自己的职责和哲学本身的意义。一方面，哲学不能是象牙塔里自洽自娱的抽象概念游戏，它必须直面和介入复杂的现实生活和社会事件；另一方面，面对从未出现过的新冠病毒以及其他全球性的社会、自然危机，哲学在利用传统思想资源的同时，也要敞开视野，以一种开放的、整体性的和面向未来的视角，来提供理解、认识和应对这些危机的新方法和概念。哲学在这场危机中会起到什么积极作用？
莫兰：像马克思所要求的那样，哲学必须从天上下来，回到现实。全球现在正在迅速地发生着巨大的技术变革。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谁能预料到这么多国家会关闭国境，只允许自己的公民进入？许多人遇到了更多的困难，如难民营里的难民。日常生活被改变了，我们的视野局限在当地的、熟悉的事物。新的社交技术可以让我们逃离这种困境，但我们仍深切渴望去积极地投入世界，去自由地交流和拜访朋友等。我们现在才学会珍惜日常简单的公共生活中的巨大价值，也被迫寻找新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公共性。
杨光：病毒突破了物种、种族和国家之间的界限，这会对人类对界限的理解产生什么影响？请您从哲学的角度论证一下民族、国家之间的和谐和团结对战胜病毒的必要性，您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有何评价？
莫兰：新冠病毒眼里没有国界和文化身份的界限。国界和界线在古希腊哲学中是认知世界的方式，界限与无限之间永远存在辩证关系。黑格尔指出，一旦我们设定界限，某种意义上我们就已经越界了。画出一条界线就是预设了界线之外的存在。目前，地方性的商业利益好像妨碍了抗击疫情。不同国家当然有权运用自己的科学知识研发疫苗，但成果应该被视为全人类的资源。我真心相信哲学可以推进普遍共享科学知识的声音。一个国家遭受灾难就会有国际援助，而大流行病面前，我们更需要国际的、多学科的力量代表全人类来迎接挑战。埃博拉病毒就是这样被战胜的。关键是要改革、加强和重新定义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而不是削弱它们。另外要强调的是，普遍主义不是消除所有文化差异，而是要同时促进和保护这些差异。我的担心不是关于知识的匮乏，而是人为地扭曲知识。疾病在历史上经常被用作一种战争的形式。因此，我们需要制定国际公约，让人类社会全部同意一起团结合作来消除病毒。
杨光：《圣经》里的诺亚方舟和中文的成语“同舟共济”都表达了一个类似命运共同体的意思，即在威胁到整个人类卫生安全的灾难和瘟疫面前，人人平等。我们都面临着同样的命运，而且有着同样的焦虑和期望，也就都在同一艘船上。
莫兰：我们确实应该把全球性的共同体视为所有人类健康的共同体，因为我们共同存在、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分享着相同的命运。现象学家胡塞尔也曾引用诺亚方舟这个意象，来说明地球像诺亚方舟一样，是赠予我们的礼物。生态学家和建筑师巴克明斯特·福勒曾把地球比作宇宙飞船。这些意象都显示了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命运。不管我们有什么矛盾，地球只有一个，我们必须学会共处共在，才能存活和繁荣发展下去。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03日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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