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院长孙建平。新华网吴恺 摄
新华网上海11月23日电 “我们在这里探讨城市风险管理，不单讨论一个领域、一个行业、一种技术，甚至一个系统，而应该有顶层思考，要有理念、有思想，贯穿我们的研究，不仅追求怎样防范城市风险，而且应该有更深层次地追求和探索，就是我们最终要创建怎样的城市，要怎样改善和优化城市生活。”22日，在上海举行的2019城市风险管理高峰论坛上，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院长孙建平表示，研究城市风险管理路径与“π”的理念高度契合。城市风险管理事业没有止境，永远难以说杜绝城市风险，只不过用我们不懈努力让风险出现概率降低再降低，就像人类追求圆周率的精度一样。
“我们研究城市风险管理的事业达到圆、接近圆，一定是成功，闭环才能保证城市安全。只要有缺口就不是圆，就有风险的存在，离圆越远，风险越大，缺口越大。”孙建平认为，将“π”理念运用到城市风险管理研究实践中，实际上是“追求”是圆的。
孙建平用“π”的数值3.14来定义城市风险管理研究中的“314”建构。
他介绍，“3”就是三个关键手段，文化、管理、技术。一是文化，凝聚力、约束力，也有导向力和创造力。城市风险治理与应急管理工作要保持领先，要在意识理念保持领先，通过多种手段媒介打造意识合力，形成共建共治的灵魂基础。二是，管理效能的问题。定位城市治理风险管理、信息流、机动机制，其中业务流指在信息流完成情况下充分考虑职能部门的工作、体制、工作习惯，在基层管理实际工作形成有效工作方法，一旦信息流和业务流融合，那么我们城市风险治理应急管理工作将会在现有的管理成本上获得最大的管理效益，进而才能实现精细化管理。三是，技术。技术有软和硬两个层面。在软的层面上，要能主动运用历史数据进行分析，结合事故形成激励，针对性开展工作。利用大数据进行主动预防，针对城市运行相应事故、事件类型，要设计相关的保险产品，配套相应的政策，积极引入第三方服务，这是多元共治格局的生态。在应用技术层面，充分享受科技红利，利用信息系统、前沿采集、管理平台，弱化风险治理风险，提高应急管理可靠性和效用。
“1”是同济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的一个宗旨，即我们现在追求的是在城市安全风险防范的研究实践上做到城市之眼，为城市之耳，慧城市之智，彰城市之闻。
“4”是全面研究并管控城市运行风险全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一是城市规划阶段，统筹好环境、功能形态，避免风险的肇始；二是在城市建设阶段，注重质量安全，降低风险形成；三是城市运行阶段，时刻保持警惕，风险无处不在，避免风险的隐匿；四是在城市保障阶段，强调系统性，防止“木桶效应”，遏制风险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