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就是一条条教育交流之路，人才培养，跨文化沟通，外交，技术，都离不开教育的合作。没有教育合作，“一带一路”建设就不可能提高质量和效率。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水平参差不齐，既有代表世界最高教育水平的欧洲发达国家，也有教育基础极其薄弱的贫穷国家。其中“一带一路”实施的重点国家普遍教育水平落后，教育结构不平衡，国际交流欠缺，民众文化素质偏低，总体水平与“一带一路”建设需求差距较大，影响了中华文化的传播深度，阻碍着民众的广泛认同，造成了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有理说不通”的困境。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主导者，中国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教育合作的作用。2016年7月，中国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通知，倡导沿线各国开展教育合作，在人才培养、合作办学、师资培训等方面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建构“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倡议得到了很多国家的积极回应，斯洛文尼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色列等国家都作出了回应。2016 年，中国在海南举办了首届高等教育国际会议，2017年，在海南又举办了“一带一路”学生流动与教育国际化研讨会，两次会议成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理念和实践的交流会，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合作，各方坦诚交流，取长补短，形成了很多共识，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理解，开展了很多合作项目，还对其他领域的合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借力“一带一路”推动沿线国家教育水平全面提升是中国的责任。中国在借力教育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要主动结合沿线国家的教育现状，分享中国的教育资源和优势，为中华文化在沿线国家的传播，培养必要的传播者，并经由他们实现中华文化在所在国的普及和普遍提高。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随着综合国力上升，中国有能力、有意愿向亚太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特别是为促进区域合作深入发展提出新倡议、新设想”。教育作为公共产品，有助于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也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通情同心。
“一带一路”倡议所展示的是新时代中国主动对接世界发展、展示中国智慧、奉献中国实力的全方位开放格局，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经济合作为抓手，以文化互信融合为目标的中国方案，不但是为了中国新时代的新发展，也是为了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在发展中加强相互了解和理解。在西方话语权仍据强势地位和影响力的情况下，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把握好节奏，在推进基础设施项目、经贸合作项目的同时，应科学设计教育合作项目，譬如修铁路，在铺轨架桥的同时，还要培养管理铁路、乘坐火车的人，物是死的，人是活的；物易损，人才恒。换句话说，合作能否成功，能否持续，关键在人，培养人的人和被培养的人。
“人本观”在 “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的基础作用和决定性作用现在还没有得到充分认识，也没有形成广泛的共识，这是在“一带一路”大课堂上第一堂课的教学内容，是中国和沿线国家都应参与的课堂教学，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应借助网络和人工智能手段，实现教学的常态化。中国可与沿线国家共同成立“一带一路学院”，一是从各国大中学生中选拔优秀学生共同学习，二是重视儿童时期的教育，使“一带一路”内容成为所在国义务教育内容的一部分。只有这样，以“一带一路”推进教育合作的目标才能逐步实现，以教育合作培养适合“一带一路”建设的“养路工”的任务和要求才能逐步落实。
目前，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教育合作因国体政体等原因还无法有效开展，西方教育在沿线国家的弥漫性影响也减弱了这种合作的可能性，在一些沿线国家，中国教育的合作基础几乎为零，而无教育合作的国家和地区，事实上也往往是“一带一路” 倡议推进最困难的国家或地区。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建立教育合作体系、恢复已有合作基础、提升现有合作层次和质量、拓宽未来合作视域等等，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课题，也是应加快切实解决的关键问题。
当今的全球化基本等同于西方化，西方国家的科技优势与知识优势、话语优势是一体并行的，导致世界教育也日趋西方化，西方价值观随之也日趋西方化，这在中国和沿线国家都日趋明显，常态到人们基本上习以为常，不分东西了，这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是直接的挑战和阻碍。教育失去民族根基，也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根基也将失去，这是中国和沿线国家都必须正视的问题，只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危险性、危害性，中国与沿线国家才可能基于民族传承的根本目的，抱团取暖，形成“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在教育内容、教育体制、教育合作、教育管理等方面形成统一体系，产出统一成果，产生统一影响，共同在抵制西方文化消极影响的过程中形成“一带一路”文化和民族文化，推动文化自觉和自新，在巩固国家统一和独立的同时，巩固文化的主导权和自尊。
作者：孙宜学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