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大建：“深绿色革命”要做到“三个融合”

思想者小传

诸大建 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特聘教授，兼任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世界未来委员会理事等。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上指出，可持续发展是各方的最大利益契合点和最佳合作切入点，是破解当前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这一重要讲话的内容高屋建瓴，提振了可持续发展研究者、实践者的信心，看了非常解渴。

大家或许知道，从今年开始我们要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这是面向2035年现代化基本实现阶段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传统上，五年规划被认为主要是发展规划，有关合作治理的内容不多。事实上，从生态文明的目标来看，浅层次是发展层面问题，深层次则是治理层面问题。因此，在2020年以后的五年规划编制中，有必要强化合作治理的作用。

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一位”。目前，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解读生态文明的研究工作还不多见。很多人仅仅把生态文明理解为环境保护，甚至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

其实，加强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对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要用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通用语言来解读我国生态文明的思想、政策与实践，讲好生态文明的中国故事，从而推进联合国2030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要将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新成果、新思想融入我国的生态文明研究和实践，深化生态文明的理论、战略与政策，更好地建设美丽中国。

■建设生态文明需要政府管理从碎片化转向整合化。一是目标的相互增强，不同目标的部门，如发展部门与环保部门，需要在生态与文明之间找到交集和平衡点。二是手段的相互增强，政府的管理手段通常包含规制、市场、公众参与三种方式，不同手段之间应该相互支撑

■生态文明的主流应该是强调“三个融入”。一是融入新型城市化。城市发展要从空间蔓延、物质浪费转向空间紧凑、物质集约。二是融入工业化转型。产业发展要从线性经济、高碳经济转向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三是融入现代化生活。特别是，生活模式要从拥有导向转向共享导向

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地区能否认定生态环境较好？

近10年来，特别是2012年联合国召开“里约+20”首脑会议以来，国际上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新成果、新思想。这些新成果、新思想可从对象、过程、主体三个维度来把握。

（一）对象维度：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发展与环境压力脱钩。

这种脱钩可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脱钩，这是提高资源生产率问题；二是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的脱钩，这是提高经济的服务效率问题。

从对象视角来看，生态文明包含环境与发展、生态与文明两个方面。没有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环境保护，不能认为是生态文明；没有资源、环境保护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不能认为是生态文明。

现实中存在的一个误区是，人们往往将生态文明进行拆解，而没有意识到它是资源、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整合，导致“有文明无生态”或者“有生态无文明”的认识或做法。前者表现为以GDP为导向的唯经济增长，后者则是将生态文明等同于环境保护。

例如，一些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常常自称或被认为是生态文明较好的地区。实际上，从生态文明的视角来衡量，发展中地区应该看生态环境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达地区则应该看经济社会发展是否对资源和环境友好。

（二）过程维度：可持续发展要进行因果链的全过程变革。简单来说，这一维度就是如何看待经济、社会、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

从因果关系来看，人们对经济、社会、环境三者关系的认识及其思想演进，存在几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一是增长模式。环境被看作经济社会微不足道的子系统，这是1972年联合国环境大会前国际发展思想的主流。

二是并列模式。经济、社会、环境在可持续发展中是并列关系，环境问题得到重视但更为强调末端治理，这是1972年至1992年间的思想主流。

三是相交模式，即注意在经济、社会、环境的交界面进行改进，但物质效率提高与物质规模扩张之间存在矛盾，这是1992年至2012年间的思想主流。

四是包含模型，即强调经济社会发展要与资源环境消耗绝对脱钩。

从过程视角来看，生态文明是超越末端导向污染治理的新环境主义或者说“深绿色革命”。要求对资源环境问题的处理从被动的救火式事后治理，转化为主动的预防性事前防范。

（三）主体维度：三个层面合作治理推进可持续发展。

2012年以来，人们越来越多地强调可持续发展需要扩展为经济、社会、环境、治理四位一体的体系。其中，合作治理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比如，有学者提出，可持续发展需要三个层面的合作治理：第一个层面是宏观管理和社会管理，第二个层面是组织合作和公私合作，第三个层面是公众参与和个体管理。

从主体视角来看，生态文明的发展涉及政府、企业、社会、公民等利益相关者的上下互动和广泛参与，而不是把生态文明归结为政府单主体的意愿和动员，更不只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意愿和动员。

这一方面的相关误区在于，人们常常强调生态文明是资源环保部门的工作，而不是多部门的协同合作与全社会的网络治理。

新时代，建设生态文明需要政府管理从碎片化转向整合化。一是目标的相互增强，不同目标的部门，如发展部门与环保部门，需要在生态与文明之间找到交集和平衡点。二是手段的相互增强，政府的管理手段通常包含规制、市场、公众参与三种方式，不同手段之间应该相互支撑。

发展中国家能否用较低的生态足迹实现现代化？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用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新成果、新思想来解读生态文明，可以消解我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些认识误区，可以为生态文明深化提供新的理论启示，进而增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在国际上的话语能力和说服力。那么，我国到底要建设怎样的生态文明呢？

目前，世界上关于生态文明发展主要有三种模式。在这里，可以简称为A模式、B模式、C模式。

先来看先增长后绿色化的A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一个国家先从低人类发展、低生态足迹（适当的承载力）迈入高人类发展、高生态足迹，然后再进入高人类发展、低生态足迹的目标区域。

当前，发达国家人均GDP普遍在3万美元左右，人类发展指数在0.8以上，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在10吨左右，人均生态足迹普遍超过地球生态供给能力两倍及其以上。它实际上走的是高消耗、高污染、高增长或者说“先褐色、后绿色”的发展道路。

再来看跨越式进入目标区域的B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人们希望发展中国家能够从低人类发展、低生态足迹状态，一步迈入可持续发展要求的高人类发展、低生态足迹。这意味着在提高人类发展水平的同时要进一步降低生态足迹。

理论上，这样的思路有其道理，但实践中常常走不通。因为跨越式发展的B模式要有高度的思想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而发展中国家总是受到旧观念、旧制度、旧技术等状况的抑制，有效法先行者的惯性或者说惰性。

最后来看追求有绿色竞争力的C模式。

在这个模式中，人均GDP达到两三万美元，人类发展指数达到0.8以上。同时，虽然超过地球人均生物承载能力，但能严格控制在不超过全球人均生态足迹水平之内，特别是不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一个宏伟的绿色发展目标，意味着将用低于发达国家的人均生态足迹达到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

对中国来说，发展C模式是相对可行的。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相对于西方国家后工业化社会的生态文明，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要将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结合起来，或者说是用生态文明的原则来改造传统意义上的工业文明。

中国式生态文明的实质是新工业文明问题。概而言之，我国未来的发展，既不是沿袭传统的工业文明，也不是提前进入后工业化的生态文明，而是要走出自己特色的生态化工业文明道路。

进一步来看，未来二三十年生态文明的主流应该是强调“三个融入”。一是融入新型城市化。城市发展要从空间蔓延、物质浪费转向空间紧凑、物质集约。二是融入工业化转型。产业发展要从线性经济、高碳经济转向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三是融入现代化生活。特别是，生活模式要从拥有导向转向共享导向。

用生态红线、环境底线、资源上限能否倒逼转型？

最后，还有必要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的五年规划。在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方面，它大体上表现为一个由浅入深的演进过程。

粗略研究一下可以发现，“六五”“七五”“八五”时期的指导思想主要是增长模型，社会发展得到重视，开始与经济增长并列，但没有单列的资源环境部分；“九五”“十五”时期的指导思想是并列模型，由于引入了可持续发展概念，资源环境部分开始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并重，但仍限于末端污染治理等内容。

“十一五”“十二五”时期的指导思想是相交模型，开始强调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能源强度和资源生产率等概念，绿色发展从经济社会过程末端转入源头；“十三五”时期的指导思想开始显露包含模型，强调生态红线和生态功能分区等概念，要求用生态红线倒逼发展模式转型。

按照这一思路，在“十四五”规划的编制中，有必要从生态文明全覆盖、全渗透的角度出发来处理经济、社会、环境、治理四者的关系，把合作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特别是，要加强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政府间合作与整合，包括规划整合、体制整合、政策整合、指标整合等。

在规划整合方面，要能够超越传统的资源环境领域，进入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包括在资源环境部分强调红线约束和生态门槛，在经济增长部分强调内涵提升和改进效率，在社会发展部分强调生态公平和绿色消费，在合作治理部分强调适应性管理与减缓性管理的“双管齐下”。

在体制整合方面，有两个方面的内容需要加强：一个是发改委等综合部门应该更好地进行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个生态文明的工作，而不是简单重复资源环境部门的事情；另一个是各个发展部门应该把生态文明融入专业领域，促进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生态化和绿色化进程。传统的资源环境部门除了进一步做好末端治理的防守工作之外，应该更好地加强生态红线、环境底线、资源上限的把控，倒逼各个领域的发展模式转型。

在指标整合方面，要重视将环境与发展整合起来的复合指标。例如，在绿色增长方面，可用单位土地的经济产出、单位能耗的经济产出、单位水耗的经济产出、单位废弃物的经济产出等资源生产率指标来测量绿色经济的发展水平；在绿色发展方面，可用单位生态足迹的人类发展来测量地方生态文明的发展水平和类型；用发展与环境的相对脱钩、绝对脱钩来说明生态文明的发展状态等。

在政策整合方面，面向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和政策设计要有“确定规模、分配产权、市场交易”三个环节。这是一个将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整合起来的合作治理过程。

需要强调的是，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自上而下的政府组织发力，而且需要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自下而上的广泛参与。不管有什么利益偏好，各类组织都应在不影响甚至增加其他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组织自己的价值。

同时，要进一步增强公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生态文明建设不是单打独斗，而需要与其他几大建设相结合。其中，特别要与文化建设相融合。要开展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教育、宣传、研究与传播活动，培养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伦理、新人格。

例如，从环境教育深化为生态文明教育，开展生态文明的全民终身教育，加强与新伦理、新人格有关的知识生产与国际合作。要重视相关知识生产与知识创新，推动高等院校和人文社科深入开展学术研究，特别是加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可持续发展新思想之间关系的研究。

具体包括，生态文明新伦理的“四个需求”如何与可持续发展的“四个资本”形成对接，它又如何与马斯洛心理学关于人的发展的“五个需求”相对接，以及如何说明中国的“五位一体”建设与生态文明新伦理新人格的内在联系，等等。

此外，要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用国际上接受和可以理解的语言讲好中国生态文明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故事，为国际可持续发展教育注入中国生态文明的思考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