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宜学——博士，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井冈山大学校长助理。
中国价值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顺利传播几乎可以说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任务重，头绪复杂，障碍多。为此，我们必须以科学挖掘梳理适合“一带一路”背景下要传播的中国价值观的内涵为基础，以充分客观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舆情为前提，以科学规划中国价值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传播路径为手段，以推动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质量标准体系、效果评估体系和保障机制为支撑，以培养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持续传播中国价值观的中外专门人才为未来保障，以推动中国价值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价值观的和谐共生为原则，着眼长远目标，立足现实需要，在对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现状细致调查分析的基础上，从战略和具体实施层面，探索“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内涵、原则、方法、目标及与沿线国家的文化外交、文化产业、文化生态建设、媒体、对外汉语教学、翻译、经济的关系，探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价值的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理论话语体系、运行机制和效果评估体系，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强国战略，并推动世界各民族价值观借力“一带一路”实现和谐共生。
1.继承“丝绸之路”精神，把“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过程本身凝练成中国价值观的内在组成成分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有利于推动中国自身发展，对提升世界经济发展繁荣与和平进步也具有深远意义。而要实现这一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宏伟蓝图，必须沿线各国互信合作，共享和平，共同发展。
“丝绸之路”迄今已沉淀成为一种世界文化和谐交融的遗产，成为中华文明贯通世界的通道，也是中华文明世界胸怀的象征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体现。这种“丝绸之路精神”也感染了沿线国家，礼尚往来，相互浸濡，逐渐形成了世界文明交流的基本原则，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古代“丝绸之路”作为一种国际合作与交流的象征，对建设21世纪的“一带一路”，具有直接的借鉴价值，也能提供很多战略和策略上的启示。“一带一路”首先应该是连接沿线国家的文明之路，也是世界多元文化平等展示的平台，也必定是矛盾与冲突之路，但最终将推动世界和平，形成新的“一带一路”精神。
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舆情事关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量与质，必须充分了解、客观分析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舆情，就是“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硬环境”和“软环境”，事关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量与质。目前，沿线国家国情复杂，价值观差异性大，对“一带一路”和中国价值观的接受度不一致，必须分别调研分析，进而采取针对性措施，才能保证中国价值观在“一带一路”不同国情下的顺利传播。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于“一带一路”的舆情也同样复杂，但都一致认为“中国将受益于‘一带一路’贯通”。在这种统一认识下，舆情又分化为两类。一类为“利益分享”型，认为自己的国家或所处地区将会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另一类是“利益博弈”型，体现在过度担心“合作利益分成”中自己的国家没有足够的主动权，或自己的国家通过出售土地、不可再生资源等不可持续的方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鉴于此，中国应在强化与沿线国家建立“商业伙伴”关系的同时，更进一步强化对中国价值观的阐释，坚持与沿线国家建立“拥有共同命运归属感与文化共性的朋友”关系。
3.必须基于当代视角和世界视角，深入挖掘“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的时代内涵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研究，是通过研究中国价值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播的历史、方法、问题与对策，探寻中国价值观国际化的规律，构建相关理论，并通过实践加以验证的一项战略性的助推中国走向世界的强国国策。
中国价值观要走向世界已成社会共识，但中国价值观博大精深、多元共生，因此，要保证中国价值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传播的质量和效率，必须基于全球化的背景，从“文化强国”的战略高度，认真分析，从国家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和个人价值观三个层面明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基本内涵，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传统价值观时代性转化的自然结果，并从组织和实施主体方面研究中国价值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传播的任务与方法，主导者和实施者的关系，并建立相关标准和传播效果评估机制，从而才能有针对性地、有条不紊地、张弛有度地、效率最大化、机制最优化地传播中国价值观，并能牢牢掌握主动权，保证传播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文化政策是中国价值观能否顺利传播的关键因素
当今世界，任何一种语言要想在其他国家传播，需要具备很多前提条件，主要包括源语国的综合国力和人口，源语国和传播对象国语言政策的支持，语言自身的特点和价值，语言人口等。
历史证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汉语教学的兴衰与语言政策密切相关。如新加坡、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等国的汉语教学与中华文化传播，都经历过政策性涨落。
事实证明，语言的国际传播受制于传播对象国的语言和文化政策，政策决定了语言传播的盛衰荣枯。价值观的国际传播也不例外。一国语言政策的出台，与该国的独立历史、对世界一体化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密切相关。语言政策越开放、包容的国家，政治上越不孤立，经济上越能快速发展，文化上越能兼容并包，价值观多元共生的可能性越大。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狭隘的民族主义语言政策将会造成国家的孤立和闭塞，也会阻滞本民族和国家融入国际大家庭，也就难以汲取到发展的能量。因此，汉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历史与语言政策的关系，既是一面历史之镜，可鉴一国世界化的发展历程；也是一面未来之镜，可以预测一国未来发展的趋向是宽还是窄。我们可以根据一国语言政策把握中国价值观融入所在国的时机，设计一国汉语与中国价值观传播的路径和方法，制定科学可行的未来规划。
5.“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生态复杂，使中国价值观的传播面临重大风险
“一带一路”是和平的、开放的、无限的，但也有重点，其核心区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东南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东帝汶）、南亚（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诸国。“一带一路”跨线长、跨界大，沿线各国政治文化生态迥异，与中国的历史渊源和当代交集各不相同。
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生态不一，经济水平差异大，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社会与文化机制不同，缺乏多边合作机制。东南亚、印度支那半岛历史上数次发生政治动乱和排华热潮；前苏联解体带来东欧剧变，独联体各国存在着复杂的国内政治斗争和多边关系；中印边界问题至今仍影响着中印关系；阿拉伯国家内部冲突激烈；美国、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怀疑与阻碍……。总之，“一带一路”是踏着历史足迹的荆棘之路，有经验借鉴，更多的是在“无”中走出“有”来，充满着巨大的风险。作为铺路先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也必然面对各种复杂的风险，我们必须积极应对，先生存后发展，再快速发展。
6.“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具有鲜明的殖民色彩，充满着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这对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是机遇更是挑战
当前，“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而是被一些国家别有用心地视为“中国威胁论”的新例证。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充满恐惧，虽然深知“一带一路”倡议是和平战略，但出于意识形态的有色眼睛，想方设法利用历史上因殖民“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些国家而遗留的文化、外交关系，以及经济、军事上的优势，试图破解中国“一带一路”的布局和实施，与中国争夺相关各国，尤其是东盟各国的话语权，阻碍中国价值观的传播。如美国关于“一带一路”的主流报道主要围绕“一带一路”对美国会有什么危害；印度主流意见是：“一带一路”倡议针对美国的亚太战略和南亚战略，不但对美国造成威胁，而且对印度的话语权也造成了威胁。
“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都有过被殖民的历史，如阿联酋、东帝汶、菲律宾等，而殖民国家在殖民期间都强行推广本国价值观，这对被殖民国的价值观构成和政策影响很大。事实证明：殖民者无不希望长期统治被殖民国家，而使被殖民者忘记民族身份，认同殖民者的身份，无疑是殖民的最终目的。因此，殖民者总是想方设法，甚至采取强制手段推行殖民国价值观，使被殖民国家的价值观成为殖民国价值观的体现和延伸，最好实现一体化，使被殖民地独尊殖民国意识形态。
被殖民的历史，使沿线很多国家充满着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和精神独立意识，因而无比重视维护国家统一，传承民族文化，并对外来文化的影响持敏感态度。中国价值观要在这些国家顺利传播，就必须正视这一历史事实，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若处理不好与所在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关系，则可能会引发新的民族问题。只有正视这些国家的被殖民历史给民族情感造成的伤害，消除“中国威胁论”和“一带一路威胁论”，让各国发自内心地认识到：中国价值观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传播不是殖民性价值观输入，而是为了让世界更客观真实地了解中国，让中国的发展惠及更多的国家。
7.价值观属于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然视中国价值观的传播为安全威胁
价值观是国之根基，是国家安全战略的组成成分，这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共识，也是我们沿“一带一路”布局中国价值观传播格局时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也是需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努力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只有在和平、共存、共赢的原则下，贯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理念，以消除中国价值观的传播给沿线国家带来的“不安全”感，把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工作建设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和平”平台，推动相互理解和共赢，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8.“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价值观多样化，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应促进各国价值观体系的优化
价值观多样化是世界各国价值观生态的常态，但各国政府对待不同价值观的态度却并不相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是多化文化国家，而且很多经历过被侵略、被殖民或被加盟（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历史，所以，先后经历过殖民政府强制推行殖民国价值观以及国家独立后强制推行民族价值观的历史，两种 “推行”虽然出发点不同，但性质都相同，即推行单一的民族文化政策，实现民族同化，消除不同民族的差异，强求一个国家一种语言一种文化。但这种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做法，最终都归于失败，且严重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甚至造成政治动荡，民族分裂。
20世纪以来，日益开放、多元的世界一体化发展趋势使“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都普遍意识到文化多元、各民族平等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认识到价值观的经济价值、战略价值，认识到本国的每一种价值观都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和文化外交资源，逐渐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发展为文化多元主义，对价值观多元化越来越持包容、支持态度，倡导多元文化共存发展的政策，在向世界推广本国价值观的同时，也为其他民族语言、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提供支持。
在沿线各国多样化的价值观体系中，中国价值观都作为其中的一元从中获得或多或少的发展养分和空间。“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动了沿线国家价值观生态进一步优化和多元化，这为中国价值观在沿线国家的顺利传播，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9.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应主动缓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流价值观与其他民族价值观之间复杂的矛盾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多民族主权国家，当其中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成为官方主导的主流价值观时，实际上意味着这种价值观具有了通过法律强制推广的合理、合法性，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独立后都先后颁布相关改革法令，阿联酋则制订政策以保护穆斯林文化的纯正和政治统一。这实际上也对其他民族的价值观构成了压制和挑战，矛盾天然存在。若处理得当，主流价值观和其他各民族文化可和谐相处，共生共存，否则，就会构成对立，甚至成为民族矛盾的导火线，引发战争。
事实证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价值观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客观上造成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不平等，造成了民族矛盾，进而会影响到国家的整体发展。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已逐渐意识到不同价值观之间和谐共存的必要性，这为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营造了良性的环境。鉴于此，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播中国价值观，就必须发挥中华文化的和谐观，推动各国价值观“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共同发展。这本身就是中国价值观融入沿线国家价值观生态系统的途径，也是目的。
一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也是一国文化和国际形象的国际传播，是一国经济文化战略的基本环节。“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都视价值观的国际传播为一种战略资源，所以都采取各种方式推广本民族的价值观。如阿联酋通过建立翻译学院和阿语教育学院传承阿拉伯语，并在海外建立阿语推广机构，推动阿拉伯语的国际传播；沙特阿拉伯则于2013年成立了“阿拉伯语国际服务中心”，推动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文化的世界传播。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应基于自身的现实需求和战略目标，扬弃“一带一路”各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经验和教训，探索构建为“一带一路”各国所了解和理解的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中国模式”，形成可资“一带一路”各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借鉴的“中国经验”，这是中国价值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播的体制保证和质量保证。
10.中国价值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传播应重视年轻群体
互联网时代的青年人不只属于一个国家，更是属于同一个世界，因此，“民族”色彩往往成为他们为融入世界而要竭力抛弃的“色彩”，其中就包括民族价值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年轻人价值观的这种世界趋同意识，尤其是“攀龙附凤”的价值观念，却也为经济文化强势国家的价值观国际传播奠定了心理基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应基于这种基础，重点培养沿线国家年轻一代“知华友华亲华”意识，让他们切实通过融入“一带一路”进一步理解和接受中国价值观，并成为他们自己和国家融入世界的桥梁。
11.以英语所载体的西方价值观对中国价值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传播构成了巨大威胁
历史证明，只有政治和经济发达地区的语言和文化才会对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的语言和文化产生强大的辐射与影响，并且基于客观的市场需求，通过主观推动得以实现语言和文化的传播。在世界上占据强势地位的西方语言和文化，都有过快速传播的历史机遇期，由此导致的西方中心主义，不但表现在经济、技术和政治方面，也表现在语言、文化和价值观方面，而且至今仍在影响着世界的文化格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受到英语的冲击，甚至因此导致少数民族语言文化逐渐消亡。当今世界，英语的世界化主要依托于英语国家的经济发展、科技文明，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在全球化时代，英语成为事实上的国际通用语。“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都曾是英国殖民地，英语在当今世界全球化和世界信息技术和交流方面的使用价值，也使各国政府无法忽视英语的地位，都或被动或主动地推动英语学习。如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泰国、阿联酋、独联体各国等对英语的重视程度都很高。甚至推行语言净化运动的土耳其，最终也只好主动回应英语全球化的影响。
世界经济一体化决定了英语的全球地位，回避和拒绝都不会成功。中国价值观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顺利传播，首先就必须正视英语所代表的西方价值观的强势地位，然后寻找合适的途径“突破”西方价值观的“包围”，并在西方价值观、本民族价值观和中国价值观之间找到平衡点，推动沿线国家将本民族价值观的传承、西方价值观的接受与中国价值观的理解接受并重，形成各价值观之间相互补充、优势互补的文化生态。
1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华侨华人是推动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应更加重视发挥其桥梁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引起了海外华侨华人的关注和支持。事实上。目前已达数千万的海外华侨华人，在知识结构上越来越成为所在国的重要智力资源，他们了解住在国的语言、文化、政治、民风、社会、法律和族群关系，知道如何融合中国文化与住在国文化，这种独具的身份优势，决定了他们将为“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雄厚的资金支持，和宽泛实用的人脉网络。
华侨华人既是“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际设计者，也是具体实施者，是“一带一路”的桥梁和隧道。我们在主动推广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时，一定要发挥海外华人华侨的先驱和先锋作用，通过他们以当地文化所能接受和理解的方式讲中国故事，更好地做到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润物细无声”，实现与世界各国价值观的无缝对接。
13.加快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布点以孔子学院为主的中国价值观研究和传播实践基地
“一带一路”首先是经贸合作之路、文化交流之路，其开放性和务实性为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带来了新机遇，规划好了实施路径。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生态、政策、历史矛盾等的复杂性，使得中国价值观目前在沿线国家的传播情况并不乐观，准备不足，发展不够，规划不到位，距中国价值观的传播目标要求差距很大。
孔子学院作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心灵之桥，可以积极推动中国价值观在“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然而，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孔子学院主要集中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如俄罗斯、泰国、印度尼西亚、波兰、乌克兰、菲律宾等，而中国能源主要进口国家如沙特阿拉伯、伊朗等，孔子学院都严重不足，有的国家一家都没有。而“一带一路”倡议是与各沿线国家平等相处，协同发展，均衡发展，这就要求孔子学院的布局，也要与此一致。尤其要与“一带一路”的产业合作格局保持一致，重点布局在中亚和西亚目前孔子学院力量较弱的区域，以及对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极其重要的中西亚国家。截至目前，我国在中亚地区仅开设了９所孔子学院，且分布不平衡，如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只有1所孔子学院。而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国，印度迄今才建成两所孔子学院，根本无法满足该国汉语学习和了解中国的需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布局孔子学院，必须正视这种不利因素并积极采取措施，立足于“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围绕孔子学院建设，进一步合理布局，增砖添瓦，谋划新局，再开新篇。
14.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孔子学院与华文教育资源形成合力，共同服务于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
当前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汉语热”，主要是基于中国政府的主动推广，如创办孔子学院，但这种推广的对象是外国人，而非海外华人。结果，孔子学院发展越快，影响越大，越挤占华文教育的发展空间，甚至从华文学校吸引了一些汉语学习者，包括华人子弟。由于孔子学院等汉语国际传播机构和华文教育机构之间缺乏沟通的渠道，更缺乏经常性的合作，甚至造成了两种同一目的的机构相互矛盾的社会印象，对汉语和中华文化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该如何平衡海外汉语传播的两条主渠道之间的分流所造成的矛盾而形成合流，使汉语国际传播的资源在孔子学院和华文学校之间合理分配，资源共享，形成合力，达成共赢，需要突破很多政策上的局限。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孔子学院和华文教育是两条主渠道。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过程中，中国政府应顶层设计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政府资源的配置机制，一方面要通过孔子学院和海外文化机构主动推动中国价值观走向世界，另一方面也要更加关心、支持海外华文教育，让华人教育更多分享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从而使海外华文教育机构和孔子学院相辅相成、优势互补，成为建构“一带一路”中国形象的双子星座。
15.应推动成立“一带一路”价值观“协同传播研究中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决策机构应通力合作，达成共识，成立“一带一路”价值观“协同传播研究中心”，本着各民族平等、和谐共存的基本原则，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的有序实施，逐步形成一个以中国主导、各国家共同遵守的“一带一路”价值观平等传播规则，不强势推广或指定某一种价值观，保证“一带一路”各国价值观多元共生，协同传播。
“协同传播研究中心”应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价值观的研究，并充分运用现代技术，搭建立体化、层级化互通平台，将研究成果有计划、有步骤、多语种地出版、发行，推动“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为双方或多方在多领域的合作铺一条平坦之路。
16.必须加快形成“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专门人才培养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是人才，人才培养事关“一带一路”实施的速度和质量。“一带一路”“五通”事业日益发展，对人才数量和质量的要求也日益提升，而且迫切。
“一带一路”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专门人才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是指对“一带一路”、中国价值观有深入了解和理解、能较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熟悉多种文化、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并接受过某一领域较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训练的人。
“一带一路”涉及国家多，各国地理、民族、历史、文化、宗教、政治复杂多变，国情、民情差异大，而“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又具有相对统一的总体目标。因此，应科学规划、统筹设计培养方案，培养出既能适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复杂文化生态，又能服务于实现“一带一路”总目标和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目标的专业人才。目前，这一研究课题已成为中国人才培养领域的一门“显学”，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但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健康发展，而且会推动中国高等人才培养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17.中国政府应设立“一带一路”专项奖学金培养中国价值观的本土研究者和传播者，推动中国价值观的本土化
目前，来华国际学生已经出现“一带一路国”现象，中国政府已基于“一带一路”倡议规划，设立了“一带一路”来华国际学生专项教育基金，但同时应更多争取沿线国家的配套资金支持，以吸引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学生来华学习。同时，针对这些专项基金国际学生未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总目标，在课程设置、文化活动等方面进行专门设计，培养出既懂汉语和了解中华文化，又深度认同中国价值观的“一带一路”专门人才。这是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价值深入本土、扎根本土、融入当地的关键。
18.发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学研究界在推动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中的桥梁作用
借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学研究者，用本民族所能接受的形式，向所在国客观介绍中国价值观，显然更容易为外国人所接受和理解。事实证明，这也是中国走进世界的一种有效形式。
在全球中国热的大背景下，中国学研究者的研究目前正从主要关注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宗教向关注当代中国转变。这是中国价值观借力走向世界的良机，我们应把握好、利用好这个转变，辩证分析，知己知彼，科学研究，合理布局，创新途径，占据主动，在充分保证中国价值观传播质量的前提下，有效、适当、适度借助沿线各国中国学界力量，助推中国价值观自然地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事实证明，世界的“中国学”发展史，就是一部世界中国形象的塑造史，是中国实力在世界上地位的试金石，也是影响着中国走向世界的途径与步骤的重要参考。在“一带一路”倡议驱动下，我们更应该掌握言说的主动权，并借重沿线国家“中国学”研究界，讲清楚、讲好我们的故事。
中国价值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传播过程中，还应以中国价值观滋养、培育未来的中国学学者，为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未来持续积蓄人才。
19.应尽快在“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框架内确立统一的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话语体系
目前，关于“一带一路”的阐释丰富多彩，对外传播的途径也多种多样。但因为没有统一的话语体系，很多阐释在语气、表达方式方面采取了国内惯用的方式，而没有有效采取国际通用的表达方式，如“一带一路”崇尚和平，我们的阐释却采取了很多军事术语，如桥头堡，攻坚战，战略西进，夺取胜利等等，这自然会让沿线国家产生警惕，甚至怀疑，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应在对已有的“一带一路”相关研究全面梳理的基础上，对核心词汇进行详细分类，甚至可以采取分级制，明确规定相关词汇的使用范围，尤其是对外宣传时，要有统一的审核机制，统一话语出口，只有这样，才能尽量避免因语言表达而造成的阐释混乱，这不但能维护中国尊严，也从语言层面保证了“一带一路”倡议的严肃性，增加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的信任度，有利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和实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也应在上述框架内形成统一的话语体系，以保证对外传播的一致性，同时从国家层面规范“一带一路”背景下要传播的中国价值观所涉核心词汇在沿线国家的规范译文，以规范英译为基础，进而规范沿线各国官方语言和主要民族语言的译文，从而保证中国价值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播始终保持内核统一，不变色，不走调，无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