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泽刚——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
法的精神
几天前，一位乘客坐出租车时不慎遗落装有驾照和几张银行卡的包，出租车司机在设法找到他后，归还物品时索要了200元钱。该乘客认为，司机主动归还遗失物值得称赞，但要钱的行为不可取，并向该司机所在的出租车公司进行了投诉。
此事很快引发舆论热潮。有人认为“拾金不昧”是我国的优良社会传统，归还失主没有理由索要报酬。甚至还有人因此提出司机涉嫌敲诈勒索的论调。另一类观点认为，拾遗者为积极寻找失主花费了一定时间和精力，有权获取必要的花费或报酬，因而“投诉的哥索钱”是一种道德压力。究竟孰是孰非，还是要看看法律怎么规定的。
我国早年《民法通则》规定，“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物权法》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权利人悬赏寻找遗失物的，领取遗失物时应当按照承诺履行义务。”虽然今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总则》没有规定遗失物的条文，但该法第183条，“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这一被称作“保护好人”的法条，其立法精神与前面的规定也是一致的。
据报道，该出租车司机称，有其他乘客想要将遗失物据为己有，他为此花了50元将遗失物保留了下来。同时，为了寻找失主，他放弃营运去派出所以及交警部门查询失主信息，为此也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在司机及时采取措施又成功返还遗失物的情况下，再去质疑其为什么当时不上交公司处理，或者其是否故意如此返还遗失物再趁机索要财物，这样的苛求只会传递出做好人好事难的不良社会效果。
的确，路不拾遗、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良好的道德风尚，可立法的价值取向不能仅仅在于弘扬传统美德。我国法律未强制人们进行拾金不昧，也没有对归还遗失物后需要给付多少报酬进行明文规定。但问题并不在于立法者是否应要求人们去拾金不昧，使人们达到“彻底无私”的高度，而是如何通过适当的制度设计去引导拾金不昧。“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法律在认可“拾金不昧”者可以请求获得“必要费用”的同时，当然也不妨碍那些对自己道德水准有更高要求的人放弃这一权利。显然，一个“纯粹的好人”并不必然和利益是对立的。
况且，若对拾金不昧者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也有悖于民法的平等精神，以及人际关系中的互惠互利原则，可能导致对拾金不昧这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行为，普通人被迫选择敬而远之。也就是说，如果法律仅仅强调给予者“不思回报”，而忽略了受益者“知恩必报”，只会失去双方的良性互动，导致旁观者越来越多。再说，如果法律只要求拾金不昧者必须将好人做到底，这就相当于肯定了失主对自己的疏忽后果不用付出任何代价，进而加重拾得方的责任，而忽略遗失方的过错。所以，法律在弘扬美德的同时，还要确立遗失与拾得双方良性互动的规则，真正做到德治与法治并举。
至于说，是否要确定一个具体的“必要费用”或者报酬，其他国家的确有这样的先例，如德国民法规定，遗失物的拾得人有权向受领人请求报酬。遗失物价值在1000马克以下者，拾得人的报酬为5%，超过此数部分，依照价值的3%;关于动物则依价值的3%;拾得人违反报告义务，或在询问时隐瞒遗失物的，上述请求权即告消失。在公共行政机关或者交通机构中拾得遗失物，拾得人为该机关或该交通机构的公务员者，无请求报酬权利。日本遗失物法规定费用负担包括遗失物的保管费、公告费及其他必要费用，受物品返还的人应向拾得者给付物品价格5%至20%的酬劳金。我国也有尝试者，2015年10月，广州通过了《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明确提出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将归国家所有，而在处理无人认领的物品后，公安部门将按拾获财物价值10%的金额对拾得人给予奖励，奖励金由同级财政预算安排。这是一种通过政府奖励的形式鼓励拾金不昧，与民事法律的规范要求虽有类似的功效，但并非一回事。
不过，比较下来，我认为，如果法律硬性确定一个酬谢比例，须以评价遗失物本身的价值为前提，而对遗失物价值的判断并不容易，甚至要借助第三方评估机构，这样一来，本来的好人好事就可能令传统美德大为褪色。所以，对于拾金不昧者，基于我国的文化传统和道德氛围，还是让当事双方凭良心来评价协商“必要费用”比较好，不必专门规定出一个酬谢的比例来。
本版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