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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原校长江景波教授逝世,享年9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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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哀悼!”“永远怀念!”2月15日晚,同济大学原校长江景波教授因病逝世的噩耗传来,同济大学师生纷纷在微信群和朋友圈转发一张张暖心老照片或相关文章,表达对老校长为人为师为学高尚风范的深切怀念和崇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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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怀热忱全身心投入教育教学事业


江景波1927年出生于福州郊区农村。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出生后不久,父亲不得不前往新加坡谋生。他八岁那年,母亲也去了新加坡。抗战的8年里,他一个人颠沛流离,受尽千辛万苦,生活费用依靠亲友接济。抗战胜利后,他自学完全部高中课程,并考取上海大夏大学土木工程系。


1950年,江景波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他毅然放弃了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研究生的机会,积极响应党中央发出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加入了治淮大军。


1952年,江景波带着“治淮功臣”的荣誉,来到同济大学,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怀着对国家美好未来的憧憬,他全身心投入到所热爱的工程实践和教育事业中去。1952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希望在民盟组织中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把自己贡献给人民”。他专业功底深厚,讲课深受学生欢迎。他把教学方法作为学问加以研究,追求对课程内容的深入理解和课程体系的融会贯通。


丰富的教学经验积累,铺垫了成熟的教学研究平台,催生了众多的教学成果。这些成果集中在他先后主编、翻译并出版的27种教材上。1953年10月和1954年3月,身为助教的江景波就撰写了《木结构设计》(上、下册)作为专业必修课教材,曾创下一年印刷11次的纪录。此后,他在不同的时期,撰写出多本具有先导性、创新性和普及性的高质量教材。


1978年,迎来了教育、科学的春天,江景波一头扎进教学科研事业中。这一年,他在当了24年的讲师后晋升为副教授。两年后,他被任命为同济大学教务处长。1980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爱党爱国,情怀始终不渝,被誉为同济大学的“牧马人”。在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和“十年浩劫”中,他生活艰苦,处境艰难。在新加坡的父母和弟妹一次次邀他出国团聚定居。他虽然想念远方的亲人,但更清楚自己肩负的使命与责任,于是一次次婉言谢绝。面对人生道路上的每一次抉择,他始终心怀坚定信念和对祖国对事业的深深眷念,自觉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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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江景波校长(右一)授予贝聿铭先生(左一)同济大学名誉教授证书


大刀阔斧推行一系列高教改革创举


1984年,经学校全体党员、党外讲师和副科级以上1100多人民主推荐,江景波教授以935票当选为同济大学校长。有不少同志在评语栏写下了“开拓型干部”的评价。


在担任校长的5年里,他带领班子,大刀阔斧推行一系列改革创举,由此开启了同济大学持续改革的航程。他倡导发扬“同舟共济”的同济精神,进行全国第一个校长负责制的试点,当时产生了极大的轰动。他倡导积极探索多元化高校办学体制,着手实施学校领导体制、人事制度和后勤管理改革,努力把同济大学建设成为教学和科研中心;他制定并实施学校发展规划,在充实教师队伍、提高师资力量、改善教学条件、加强科技研发、扩大对外联系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管理效应。身为校长,他要求自己要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对己严,待人宽”,并始终践行。


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他反复强调,“越是深入改革,就越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设置了政治思想工作机构,配备了专职、兼职人员,制定了政策和制度,并拨专款加强班主任、政治辅导员的工作。在教学方面,他提出“严格要求、更新内容,教得活、学得活、少而精”的方针,提倡教师将科研中获得的最新成果充实到教学内容中去,加强基础,拓宽知识,培养能力,出好人才。在改革中,他重点解决了基础实验室的投入,强化本科教学质量控制,建立了初步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要求教务部门连续对四届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在科研管理方面,他调整分配政策,激励教师争取科研项目,使学校科研经费接连递增,获国家级科技奖项也创历史新高。在学校管理方面,他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了校务会议制度,学校重大问题的决策都在校务会议上讨论决定。


江景波校长在治校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民主和改革精神。他改革了干部考核制度,广泛发动中层干部对他进行背靠背评议,还将这种方法推广至各级职能部门和院系;强化了领导班子的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还非常重视教代会、工代会的作用,经常深入教室、食堂、学生宿舍、实验室、图书馆,与教师、学生对话,直接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掌握第一手资料,一张张老照片定格下他与师生谈笑风生的情景。他每年主动向教代会、工代会作报告,汇报工作,让教职工代表进行考评,这一举措在当时也是开风气之先。


他在后勤社会化改革上开全国先河,1984年在食堂实行半企业化管理的基础上将后勤推向全面的经济承包责任制,加强了服务,精简了人员,提高了效益,成为全国高校的一面改革旗帜。


“校长要努力争做一名教育家,首先应该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的教育家。”“校长要成为教育家,还须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教育和管理理论,尤其是对原来从事自然科学工作的专家,更显得重要。”“校长在有限的任期里,要处理好学术任务和行政管理的关系。” “校长的民主精神是十分重要的,校长的权力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授予的。”……当上校长后,他怀着强烈的使命感投入工作,几乎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没有寒暑假,一心扑在学校里。当时的校长办公室主任列举了某个春节江景波的日程安排:除夕下午放假,初一早上团拜,初四通知各位副校长开会,布置他们思考新学期各自分管的工作。每天,他很早到校,在校园、教室、实验室巡视。有时,他会早早地守候在校门口,随时和上班的各院系负责同志交换工作方面的信息和意见。


上世纪80年代,正值我国高等教育全面改革的发端时期,在江景波校长的带领下,同济大学成为高教改革热潮中先试先行的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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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5月,江景波校长出席学校实践教学现场会。


有力推动我国施工管理理论发展


江景波教授还是我国工程建设领域著名的经济和管理专家、学者,主研方向为建筑工程管理中的数量方法。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他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下,创办了建筑施工组织学科,并通过坚持不懈地努力,成为这一学科在国内的引导者,对我国基本建设及建筑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为新开设的建筑施工课程所撰写的《建筑施工》讲义,1985年8月第一次正式出版发行,很快成为兄弟院校和建筑企业的课程教材或培训教材,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此后多次再版,累计印数已达数千万册。


他最早把国外先进的网络计划技术引入国内,并把这一新的理论在施工管理中加以应用和推广。网络计划技术是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计划管理的新理论和新方法的统称,俗称“流水作业”。这类新理论和新方法由于采用网络技术,在缩短工期、提高工效、监测质量、降低成本等方面富有实效。他先后撰写的《网络设计技术》《计划管理新方法——网络设计的计算与实例》《网络技术原理及应用》论著,为在建筑工程中应用网络计划技术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大量应用实例,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施工管理理论的发展。


江景波教授对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创立的统筹法和优选法十分赞赏和推崇,认为在国家基本建设领域推广这“双法”,特别是统筹法的应用极为重要。他在担任施工组织教研室主任期间,通过研究统筹法和优选法以及西方国家网络计划技术在工程建设管理中的应用,与时俱进地更新了“建筑施工组织与计划”课程的教学内容。


即便在担任校长期间,江景波教授仍然挤出时间坚持学术研究。出版了《网络计划技术》《建筑施工》《建筑施工组织学》《网络计划的计算与实例》《城市建设管理》等多部教材和著作。


综观江景波教授数十年来所开展的研究工作,可以发现他的研究始终立足于时代的重大需求。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将网络计划技术引入工程施工管理,到近年来开展的建筑企业绿色化转型的研究,都无不契合时代的需要,致力于为当时国家和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寻找答案。研究成果不仅为管理理论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也推动了行业的发展。


自1957年以来的60余年里,江景波教授培养指导博士生、硕士生60余人及大量本科生和兄弟院校进修教师。他倾其毕生心血指导学生共同对城市发展与管理、企业管理、工程管理、投融资管理、高等教育管理等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并产生一系列高水平研究成果。其中大多数学生已相继成长为这些领域的骨干。


为国家教育建设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1989年,江景波教授卸任同济大学校长。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时任民盟上海市委主委的谈家桢教授找到江景波教授,希望当时作为兼职副主委的他能去民盟“坐坐班”。由此,江景波教授与民盟市委机关有了八个月的“亲密接触”,也把在同济大学的改革精神带到了民盟上海市委机关。


自1992年起,江景波教授担任全国政协常委,1996年他还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2003年后担任民盟中央名誉副主席。他始终强调民主党派要积极开展社会调研,履行参政议政职能。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在教育、建筑工程和城镇建设等长期关注和研究的领域提交了许多提案建言。


人们愿意向他反映实际情况,向他吐露肺腑之言,同他切磋改革之道。在1992年至2002年的十年时间里,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举行的全会上高质量地提供书面议案、提出书面建议近20次(篇),内容都是涉及当时改革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高等教育面临的困难和几点建议》《对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若干建议》《提高工程质量,必须改革、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合理规划,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快小城镇发展步伐》等。他还屡次获推荐在全会上发言。


当有年轻盟内同志来看望他时,他总是对他们说:“要听党的话,始终跟党走,加强学习,好好工作,党派之中也大有可为。”


“我今天取得的一切,都归结于中国共产党和民众给予培养和信任的结果。”他曾这样说道,“我唯有继续尽我所能回报社会与他人,才能不辜负这个伟大时代。”


而今斯人虽去,但其为人为师为学的品格、其改革开拓的精神、其一生创下的卓著功绩,将长存于天地间,永远被铭记于同济人心中,激励一代代后学奋发有为、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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